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岭南野人的博客

传道 授业 解惑

 
 
 

日志

 
 

【转载】经典:管理行为中的理性  

2012-10-30 16:04: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

 

管理决策的正确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它选择适当的手段来达到指定的目的就是正确的。理性管理者主要关注如何选择有效手段。要建立一种管理理论,必须进一步考察理性的概念,尤其必须要彻底澄清“选择有效手段”的含义。这个概念的澄清过程,对于理解管理理论的两个中心概念“效率”和“协调”非常有益。

本文主要考察决策的客观环境,以及做出抉择的实际后果。抉择只要是理性的并且其客观条件是可认知的,它就是从多个备选方案中选出其中一个的过程。由于各备选方案的实施后果不同,所以对决策客观环境的分析,主要就是指研究抉择的各种可变的后果。

虽然太强调后果会让本文有一种明显的“理性主义”偏向,但是不应该因为对人类行为理性层面的特别关注,就断言人类永远或一般都是理性的。这种错误的概念虽然渗透到了功利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古典经济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当中,但是已经遭到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致命批驳。

就像“良好的”企业经营就是为赢利而经过精心策划的经济行为一样,“良好的”管理就是在实际上能适应其目的的行为,要发展一套管理决策理论,必须要全力注重研究抉择的理性层面。本文不是描述管理者如何制定决策,而是描述管理者决策的优劣程度。

手段和目的

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具有达到预期目的的适当手段的方案才能入选成为备选方案。但是目的本身,往往只是帮助更远大目标的实现。因此,就出现了目标序列或目标层级的概念。而理性必然同构建这种手段-目的链有关。

目的层级

即使发生在生理层次上,手段-目的关系也是起到整合行为的作用。在这个层次上,肌肉张力的协调是为了执行简单的生理动作,如行走,伸手拿一样东西等。但是迈步或抓住某个东西,这些动作本身通常又是达到下一个目的的手段。要确定哪些目的是这些动作本身所追求的最终目的,追求哪些目的是为了实现下一个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最明显的方法是:让行为主体处于在矛盾的目的之间必须做出选择的情境当中。

某些目标必须依赖于其他一些更远大的目标才能发挥作用。这个事实导致目标的层级式结构,每一层相对于其下层都是目的,相对于其上层又是手段。通过目的的层级结构,行为得以保持完整性和一致性,因为每个备选行动方案都使用综合的价值尺度即“最终”目的来权衡。但是真实行为几乎达不到高度自觉的整合。因为有意识动机的结构不是单一的分支层级式,而通常是错综复杂的网络式,更确切地说,是只有微弱和不完整关联性的要素集。随着目的层级上的等级逐渐提高(就是说有更远大的目的),这些要素的整合程度也逐渐减弱。

手段和目的的层级结构既是个人行为的特征也是组织行为的特征。实际上,目的型组织的专业化分工模式,也就是与目标实现的手段和目的体系保持一致的组织结构安排。因此,消防部门的目的是减少火灾损失,但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则是防火和灭火。这两种主要手段在组织结构中一般分别由防火局和灭火队来实现。由于后者必须散布在城市的各个分区才能达到目的,所以该单位的下一层组织单位是按照地点进行专业化分工的。

无论是对于个人行为还是对于组织行为来说,手段-目的层级结构一般都不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整合链。组织活动和最终目标的关系往往很模糊,要么这些最终目标没有完全形成,要么在最终目标中或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中,存在内在的冲突和矛盾。例如,公共工程管理署由于把“政府投资”和“失业救济”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同时当作该机构的目标,因此使得其决策复杂化了。战时生产委员会制定决策时,也必须在战争需求和平民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手段-目的联系本身有时就很模糊。比方说,“军队的目标是打败敌人”这种说法,在实现该目的的正确战略上给人们留下了很大的争吵和冲突的余地。说到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先打德国”与“先打日本”两个派系之间的辩论。

只考虑这些手段-目的关系,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完全地整合自身的行为,但是,行为中的理性,恰好就体现在刚才描述过的那种不完整,有时还不一致的层级中。

手段-目的分析结构的局限性

使用手段-目的层级对理性行为进行分析时,要小心谨慎,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首先,如果不考虑其他行动方案可以达到的目的,那么我们对选择某特定行为方案能达到目的的陈述就是片面的、错误的。在选择某桥梁的设计方案时,仅知道悬臂设计能够达到为河流架桥的目的是不够的,抉择是否明智,还取决于悬臂设计是否比吊桥、高架桥或其他设计方案更有效更经济。理性的决策始终需要根据各种可行手段分别实现的目的,这意思就是说“效率”(也就是说,使用有限的手段实现最大价值)必须是管理决策的主导准则。

其次,在真实的情形下,往往无法将手段和目的完全分离,因为对于各种可行手段的评价并不是中性的。正是因为这种分离的困难,所以在“手段是否符合目的”的问题上,出现了许多无效的论点。就拿“禁酒修正案”的例子来说,使用禁酒手段涉及的价值问题太多了,有个人自由问题、合适的治安方法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很快显得比禁酒这个“最终”目标还重要。因此,认为禁酒令只是实现禁酒这个最终预期目的的一个手段便是错误的。采用实现这一特定目的的特定手段,可能产生许多始料未及的其他后果。因此我们在评价手段的可取性时,也必须适当考虑这些可能的后果。

再次,手段-目的术语一般会掩盖时间要素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如果某个目的是实现过程中的某种条件或状态,那么在某个时点上只会实现一种状态,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会实现许多状态,抉择不仅受到特定目的影响,还受到时间要素的影响。也就是受到不同时点预计会实现的目的的影响。抉择提出了两个问题:(1)如果要在给定的时间里实现某特定目的,那必须放弃哪些备选的目的?(2)如果要在给定的时间里实现某特定目的,这一任务对于在其他时间实现的目的会产生什么限制?法国路易十五说 “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时,他是在表达一个事实判断,也是在表达一个价值判断。说是事实判断,是因为他特定的短期目的如果实现的话,就会产生某些不幸的长期后果;说是价值判断,是因为他不关心长期后果。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他是将时间大打折扣(以眼前利益为重,未来不重要)了。

时间要素还以另一种形式体现在决策制定中。有些决策一旦营造了新局面就无法挽回了,因为新局面又会影响到后面的决策。在经济学里,这种情形可以用固定成本来解释。某个制造商正在决定是否建造一家制鞋厂,他目前就只要确定,销售收入是否足够支付各种费用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他已经拥有了一家制鞋厂,该厂的成本是一种无法收回的“沉没”成本,所以即使整体出现损失,但只要收入能够冲抵新增的成本和费用,他就会继续生产。所以开办工厂的决策影响到他后面的决策。就是因为存在这些具有长期效应且不可撤消的决策,所以个人行为和组织行为在时间上存在相对一致性。在面对新形势而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存在 “惯性”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存在这么多局限性并不是说,目的和手段的术语就不能用了;而是说,我们应该相当谨慎,应该经过深思熟虑再用。在有些情形下,使用另外一套术语也许能更清楚地说明情况。介绍这样一套术语是下一节的主要内容。

备选方案与后果

人们对手段-目的分析结构的反对意见,包括:(1)它不能明确决策过程中需要进行比较的要素;(2)不能成功地分离决策的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3)没有充分认识到有目的的行为中时间变量的作用。我们如果使用备选的行为方案和方案的实施结果这一术语来表述决策理论,恰好可以满足上述反对意见提出的正面要求。

行为备选方案

行为主体或多个行为主体组成的行为组织,任何时刻都要面临大量可行的行为备选方案,主体只意识到其中的一部分。决策或抉择,按照我们这里的用法,指的是在某个时刻选择将要执行的其中一种行为备选方案的过程。我们可以把确定一段时间里的行为的决策序列称为一项策略。

选择并贯彻执行任何一种可行策略,都会产生一定的结果。理性决策的任务就是选出能够产生最优的一系列结果的策略。我们应该强调的是,不仅是那些预料之中的结果,选定的策略所产生的所有结果都对评价该策略的正确性很重要。

决策的任务包括以下三步:(1)列举所有备选策略;(2)确定执行每个备选策略所产生的所有后果;(3)对多个结果序列进行比较评价。个人显然不可能知道所有备选方案或每个备选方案的所有结果,这种不可能性是导致真实行为偏离客观理性模型的重要原因。

时间与行为

行为主体或行为组织如果在周一选择了某种策略,那么在周二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策略。但是由于在重新考虑是否采用决策之前,它在周一已经执行了一部分,所以实际上周二可行策略的范围已经缩小了。我们在上面制鞋厂的例子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个人或组织可以坚持特定的行为路线,因为事实上,一旦开始执行某个特定的行动方案,那么最好将它继续进行下去,而不要完全放弃已经执行的那一部分。

策略的这种时间限制特性应该受到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它至少能给行为带来一丝理性,不然行为就变得不可思议了。比方说,如果某人已经花了7年时间学医,又花了10年时间行医,他一般不必会再花时间决定是否应该从医。因为从他的策略所进行的投资来看,他实际上已经没有选择职业的余地了。

同样,一家制鞋厂也不必每天都考虑是否应该转行生产汽车(也许有必要间或地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这样就缩小了个人每时每刻必须考虑的备选方案的范围。它虽然不是理性的充分条件,但肯定是理性的必要条件。

知识与行为

知识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就是确定哪个备选策略会产生哪些后果。知识的任务就是从可能结果集里选出一个限制更多的子类,在理想的情况下,甚至是为每个策略选出与之相关的唯一一组结果。行为主体当然不可能直接了解自己的行为会产生的后果。他如果能了解的话,那就是本末倒置——未来的结果将决定现在的行为。他所能做的,就是形成对未来结果的预期,这些预期值是以已知的经验和关于现状的信息为依据推断出来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典型的管理决策过程——人员的选用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从测验、服务级别等等来源收集某职位的各个候选人的数据。然后以这些数据为依据,进行比较预测,来确定哪位候选人最胜任这份工作。如果我们预测准确的话,决策就可能正确。

我们已经说过,在这种分析框架下,行为主体如果希望完全理性地采取行动,就必须完整地描述每个备选策略所产生的各种结果,并对这些后果进行比较。他必须从各个层面上了解他行为的变化可能导致的变化。必须使用无限延伸的时间、无限扩展的空间和无穷的价值观来探究各种行为结果。即使在这些条件下,实现真实行为的理性也是不可思议的。经验法则描述了自然规律,并且分成相对独立的子集。幸运的是,经验规律的发展趋势通常大大简化了抉择问题。我们对两种行为备选方案进行比较发现,他们产生的结果只在少数几个方面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两种备选行为方案的差异化结果只可能发生在很短的时间范围和有限的描述区域范围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私营企业的决策问题比公共机构的简单得多。私营企业大概只会考虑决策所产生的影响它自己的结果,而公共机构必须从公共价值综合体系的角度来权衡决策。比方说,当私营企业的总裁决定为自己的儿子在公司里安排一个职位时,他要考虑的是这种任命对整个企业效率的影响;而公共服务机构中处于同等位置的人则必须关注这种行为对“公共服务机构中机会均等”的影响。私营管理和公共管理的这种区别也不是泾渭分明的,因为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开始“受到公共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私营经理开始关注社会托付给他们的责任,甚至超出了法律强制的范围。

事实是,各种结果通常都形成一个个“孤立”系统,这极大地帮助了科学家和从业者运用“理性”。因为科学家能在实验室里分离出这些封闭的系统,并研究他们的行为,同时从业者可以利用科学家所发现的定律来改变某些环境条件,又不至于对其他情况造成太大的影响。

在科学发现和决策之间仍然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区别。首先,推导在某些简化的假设条件下能够成立的经验法则是一个有效的科学问题,即使这些条件在实践中并不常见,比方说理论科学家经常谈到的“刚体”、“完全真空”、“非粘性流体”等。但是不管考虑弹性、气压或摩擦的效应是否会将选择正确方案的问题复杂化,只要这些效应存在而且不容忽视,从业者就必须考虑。其次,科学家可以只研究他希望关注的那些系统结果,其他一概忽略。如果问:“具体的设计改进方案对飞机的总重量有什么影响?”那就是一个有效的科学问题。但是在实际决策时,可能要考虑减轻重量和成本的增加、机动性灵敏度降低以及其他品质下降共同保持平衡。实际工作者不会因为有条件限制的事实或结果超出了理论范围就不予考虑。

群体行为

如果决策人不止一个,决策问题就更复杂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在制定个人决策时,还必须考虑其他人的决策。也就是说,每个人为了确定自己行动的结果,必须了解他人所采取的行动。这个因素对于整个管理决策制定过程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这里实际上存在一种严重的循环。在甲能理性地选择自己的策略之前必须了解乙选择了什么策略;而在乙能理性地选择自己的策略之前必须了解甲选择了什么策略。这样产生的行为系统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因为每个人行为抉择的不稳定性都会导致另一人行为抉择的不稳定性。这是纯竞争活动的模型。军事对策也许算是这种竞争活动最重要的实例了。

与纯竞争情形相反的另一个极端情形,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拥有共同的目标,而且每个人都完全了解别人下一步的行动,所以能够制定正确的决策。“团队合作”就是这个意思。足球比赛里的信号,桥牌里的叫牌,都是让本队每个队员对团队队员的下一步行动形成正确的预期,从而能采取适当的合作方式来达到共同目标。任何在采取行为之前的策划和组织,其主要目的不仅是让每个参与者完成最适合他干的工作,而且还要让每个队员都能准确地预期其他成员的下一步行动。也许为了让管理理论的探讨更清晰明了,我们使用“合作”这个词来表示参与者拥有同一目标的活动,用“协调”表示向每个参与者通知团队其他成员的行动计划的过程。因此,如果没有协调,合作一般是无效的,也就是无论参与者有什么意向,都达不到目标。

竞争性活动会表现出某种不稳定性。因为每个人如果“发觉”其对手的意向,就会重新调整自己的行为,这可以作为防止对手发觉自己意向的防御战术。但是,即使是合作活动,只要参加者掌握的信息不充分,也会出现同样的不稳定性。比方说,在某个责任分配不够明确的组织里,两个经理可能由于同一件事情向同一个人发出相互矛盾的信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每个经理都以为另一位会写,结果却是两个人都没写。

管理型组织是合作行为系统。预计该类组织的成员采取行动都是为了实现“组织目标”。这存在一个组织成员行为的协调问题,也就是向每位成员提供其他成员行为的信息,作为该成员个人制定决策的依据。在合作系统中,即使所有参加者都对期望目标达成了共识,一般也不能完全自主地选择实现这些目标的策略,因为每个人要选择正确的策略,就要了解其他人所选择的策略。

价值与可行方案

在对决策制定的过程中,还有第三种要素尚待研究。就是确定各种结果的优先顺序。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称为评价。由于每个策略都对应了唯一一组结果,所以理性行为包括按照优先顺序列出各种结果,然后选择与该列表上最优结果对应的策略。

价值体系的效用体现

由于体现在各种备选方案中的价值观如此之多,种类各异,所以个人在选择其偏好的方案时必须对它们一一权衡,从中选择适合的价值观。经济学家己经开发出了一个与这里使用的体系相类似的概念体系来描述这个过程。

个人在各种互相排斥的价值观之中进行的选择,可以用一系列无差异曲线来描绘。这些无差异曲线表明哪几组可能结果的效用相同,或对抉择来说相互之间“无差异”。用经济学家最喜欢的物品——坚果和苹果来解释,无差异曲线可以说明一个人是偏好10个坚果和5个苹果的组合,还是偏好5个坚果和7个苹果的组合,还是两种组合之间并无差异。

个人的存货量和价格结构对抉择造成的经验局限性被引入经济分析结构中。它假定个人一开始就拥有特定数量的坚果和苹果,他可以以具体的交换率在这两种物品之间进行交换,然后选择最能满足他需要的交换量。

价值、经验和行为的关系

“手段-目的”关系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明显。简单地说就是,一条手段-目的链就是将某种价值同实现该价值的情境联系在一起,然后再将这些情境与产生这些情境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预期。这条链上的任何要素既可以充当“手段”也可以作为“目的”,这取决于我们所研究的是它与该链价值端的关系还是与行为端的关系。

在手段-目的链上,某个要素如果靠近该链的行为端,该要素的的手段特征就占优势;如果靠近该链的目的端,该要素的目的特征就占优势。

评价各备选方案的心理活动,一般包括采用某些价值指标衡量这些方案,人们发现,实际上,这些价值指标一般与价值本身的实现有关联。比方说,金钱可以购买某些价值时,金钱就是这些价值的指标。这些价值指标包括重要的事实要素,因为它们存在的前提是,高价值指标的备选方案就应该相应拥有高价值。比方说,联邦贷款机构只投入资金的一小部分来管理贷款,我们可以把管理费当作一个效率指标,因为如果其他因素都不变的话,我们总希望尽量减少管理费。然而,在这个例子中,管理费与总费用的比率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价值指标,因为,在缩减管理管理费用时,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贷款调查的质量不会因此而改变,那么做出“其他因素都保持不变”的假定是很危险的。

如果使用这样的方式来定义手段-目的关系,就不要把价值和事实鲜明地区分开了,因为从结果来看,同一种行为可能具有多种价值,它可能同时属于多个手段-目的链。比方说,以救济政策为例,为了激励救济对象寻找并接受私人雇佣,而把家庭救济预算额设置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的做法,它所产生的后果可能会严重影响救济对象的身体健康,导致他们的营养不良和种种疾病。要想制定一个人们可以接受的政策,不能只考虑一条手段-目的链,而把其他链接统统忽略掉。

理性的定义

本文的主要宗旨是为清楚地理解“理性”的概念奠定基础。但是清楚不一定就简单。粗略地说,理性就是要根据评价行为结果的某些价值系统来选择偏好的行为方案。如果我们不规定自觉是一个理性要素,那么我们是只承认刻意的适应过程,还是也承认无意的适应过程?打字员训练自己受到特定字母的刺激,就产生敲特定键的反应。一旦学会了某个动作,该动作就是不自觉的,但却是刻意的。另一方面,任何人都会本能地缩回被烫的手指,从满足实用目的这个角度来说,这种适应过程是“理性的”,但是这种适应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刻意的。

此外,如果某种行为出错只因为依据的信息有缺陷,我们还可以称之为“理性”行为吗?从主观角度进行检验,个人如果认为某种药能治他的病,那吃药就是理性的行为。从客观角度进行检验,只有该药确实有效,吃药才算是理性行为。

最后,我们判断理性时,应该依据什么目标、谁的价值观呢?组织成员的行为是为个人目标服务才算理性还是为组织目标服务才算理性?两名战士坐在战壕里,面对敌人一个机枪火力点。一名战士隐蔽起来了,而另一名却冒着生命危险,投手榴弹摧毁了这个机枪火力点。哪种才是理性行为呢?

也许避免或澄清这些复杂状况的唯一途径,就是将“理性”与适当的限定词搭配使用。那么,如果某项决策确实能在给定的情况下实现给定价值的最大化,就可以称之为“客观”理性决策;如果这只是相对于决策者对主题的实际了解而言,这项决策就是“主观”理性的。手段对目的的适应过程只要是自觉进行的,就是“自觉”理性的;手段对目的的适应过程如果是个人或组织刻意进行的,就是“刻意”理性的。决策如果以组织目标为指导,就是 “组织”理性的;如果以个人目标为指导,就是“个人”理性的。

 

选自《管理行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詹正茂译,王丽芳摘录。

  评论这张
 
阅读(65)|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